90后在基层难当大任?专家:其实他们不是孩子了

江西“90后”女副县长被提前免职;
  云南绥江县两名基层女干部因拒绝组织提拔而被严肃处理;
  湖南公布减轻基层负担实施方案,不得要求基层事事留痕;
  ……
  近期,基层治理中的一些现象引发了公众热议。对于文山会海以及事事留痕的要求,基层干部们有何看法?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选择成为“选调生”,年轻血液能为基层带来怎样的变化?教育部第六批滇西挂职干部、上海财经大学曹东勃老师的见闻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。
  [采访/吴立群]
  我们挂职干部所能做的,就是多往基层跑
  本网:您之前在云南省元阳县挂职,深度参与脱贫攻坚。元阳县脱贫主要依靠的是什么产业?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些您在一线岗位上参与的项目以及收获的经验?
  曹东勃:谢谢。我是去年7月由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派出,作为教育部第六批滇西挂职干部,前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扶贫,现已结束一年的挂职工作,返回原单位。元阳县位于滇南,是典型的集边疆、民族、山区、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。县域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,人口45万,世居哈尼族、彝族、汉族、傣族、苗族、瑶族、壮族七个民族,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90%。是红河州的贫中之贫、困中之困。
  我们刚刚开始精准扶贫工作的时候,整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是18万人左右,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。去年一年的进步最大,从11万人降到目前的68000人左右。剩下的都是硬骨头,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期完成脱贫任务。
  元阳的主要产业仍然是农业,这是它山区经济的区位条件决定的。但这里的山地农业又并不是简单的传统作物种植,根据海拔梯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温度差异,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。低海拔地区,种香蕉、芒果等热带水果和冬早蔬菜;中海拔地区,种梯田红米和温带水果;再往高海拔地区,就可以种喜凉耐寒的一些中药材如板蓝根等。偶尔有一些加工业,主要是围绕当地的这些特色品种展开的。
  我这一年里,主要是协助分管教育工作,并具体负责学校对县里开展教育扶贫、干部培训的一些项目。除了努力落实和完成好“为贫困地区开展咨询研究、文化艺术下乡、干部师资培训等方面工作”的基本要求之外,也在智力扶贫、教育扶贫、文化扶贫等多个领域作了一些探索:
  从学校各部门争取43.5万元用于奖学助学、谘政修志、党建创优、消费扶贫;在教育部支持下,争取雨润基金105万元,用于一个乡镇中学学生校舍建设项目,还可以选择报名“西部计划志愿者”的方式,直接到西部基层政府或事业单位志愿服务一到两年,这带有准就业的性质,结束后可能留在当地,也可能另去他处。但无论怎样,这两种方式,都会在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留下宝贵的人生阅历和经验。
  选调生的历史比研支团还要早一点,而且不局限于西部、边远、基层范围,理论上讲,参加者也可能被选调到城市甚至省城的政府机关中工作。只不过,近些年来从上到下更加重视基层,所以一般情况也都是要先把选调生放到基层岗位锻炼一段时间,再根据具体表现决定后续的去向。
  无论是报考选调生、西部计划还是支教团,都是学生个人的自主选择,无可厚非。我也遇到一些同学会在这些人生选择的问题上跟我交流,究竟要不要先去乡镇?将来回来的话,究竟要回A单位好,还是B单位好?我都会帮他们客观分析。我觉得这些考量都无关大局。最重要的是,个人确实得到了锻炼和成长,国家确实培养和拣选了人才,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,那就可以了。
  本网:最近一段时间,我们常能看到一些90后挂职县长上新闻。而有一些公众也会质疑,这么年轻能做好工作吗?对于这一现象您怎么看?
  曹东勃:我注意到一些报道了。需要区分两种情况,一种是借助于某种特权,没有经过合法程序,抑或表面上经过了合法程序但事实上经不起深究的,这类例子有不少报道其实也已经有了后续的处理结果,这里不去讨论。
 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。我们在认识上形成对这种世代的观念,其实时间并不算长。80后可能是这样被指称(或指摘)的第一代人,当然一旦人们开始接受这种分类方式,不仅会向后延伸,也会向前追溯到70后、60后等等。
  但是一方面人们会大惊小怪,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惊叹“英雄出少年”:汶川地震的时候再没人说80后是“小皇帝”、“垮掉的一代”,似乎一夜之间扛起了家国重任,最近十年间,很多急难险重的救灾现场、不少科技攻关的紧要关头,也都能看到90后的身影,人们也会一改先见,大加好评。其实这都很正常,到了这个阶段、放在这个岗位,很多行为就是理所当然、很多情感就是油然而生,毫无必要棒杀或捧杀。
  另一方面,人们的记忆太过深刻,时不时还会表露出“Ta还是个孩子呀”的怀疑心态。比如去年11月份那位一夜爆红的80后乡党委书记,就是因为人们很难把80后、白发、乡党委书记、拟任县政协副主席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,非要觉得违和:80后不是很年轻吗?怎么会这么显老?这么年轻怎么就提升县政协副主席了?一定要么是年龄造假,要么是有别的什么问题。后来真相大白,没有一件怀疑是靠谱的,人家就是地地道道的扶贫工作成绩突出的一个80后乡党委书记,而且严格按照脱贫之前可以提职但岗位不动、不脱贫不离岗的要求,只是职务级别上提为副县处级,还要继续兼任乡党委书记,带领全乡人民脱贫。
 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,我们县有一位乡党委书记因为工作突出被提拔和兼任县委常委,我们州也有一位县委书记被提拔和兼任州委常委、另一位县委书记被提拔和兼任州政协副主席,但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没有改变。其实,80后、90后都奔四、奔三了,真的不小了。在我所挂职的县,县委、县政府班子里,80后就有五位。在委办局和科级层面,90后脱颖而出的很多。他们很多都是经过不同县市、不同岗位的锻炼,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。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简单地以年龄论高下,关键还是看能力、德行是否与工作岗位的需要相匹配。
  基层工作是一座富矿。选调也好、交流也好,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和组织的信任、重视,个人可能一生都未必有机会跨越几千里路,饱览大好河山,感知不同的地域、民族、风俗,提升自己的本领。基层是一本大书,实践是一座熔炉,你可以在这里学会面对和处理复杂局面,学会与人打交道,学会理论联系实际。任何时候不能放弃学习,脑子要始终高速运转,把工作变成研究,把研究做成工作,在工作中研究,在研究中工作。
  年轻人应该珍惜和把握住这种机会,多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学习,多向基层工作的“老法师”、“明白人”请教,多往下面跑一跑,听听你的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难处,尽力地帮助他们排忧解难。就像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,越是机关工作人员,越应该不断自觉提醒自己要下基层、接地气,这样你对真实中国的理解才能更深,对基层工作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易才会理解更透,反过来才会在机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注重基层视角、避免拍脑袋决策。
  基层工作会议的强度和工作量超乎想象
  本网:文山会海、任性问责、一票否决、频繁检查、精准填表……近年来,形式主义在基层不断被吐槽,却仍有蔓延之势。您在基层工作时,是否也有这样的体验?您觉得对于基层形式主义的某些现象,有何破解之道?
  曹东勃:这点的确是有体会和同感。我看了一下这一年的工作日志,最密集的时候大概每天都在开会。有的会是要做出决策和部署工作的,有其必要性。而且这类会议的强度和工作量之大也超乎想象,比如政府常务会通常两周一次,有需要的时候还会临时加场。有一次政府常务会的议题多到50几个,那几乎是整整一天屁股离不开椅子。为了应对上级的各种一票否决和检查督查的要求,基层政府也只能一石多鸟、会中套会,专题研究相关工作,留下痕迹,便于备查。
  县级政府不同于同一级别的其他单位,它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枢纽。所以一个条线部门的处级干部,可能都未必有机会“开如此多的会议”,但是同级别的县级领导,各种会议都会找上他们。某些重要的工作会议,为了把责任压实,会一直把视频会议开到县级层面,比如非洲猪瘟防控、校园安全检查等等。那么中央的会议开完后,省级的就要接着开,然后是州市的再开,一环套一环地往下开。这类会议效率是比较高的,讲的也都是干货。
  还有一类会议的“含金量”就打了折扣,明明可以借助通讯技术手段通过视频就能够开好的会议,一定要把各县市的领导干部召集到州府所在地去开会,会场也没有讨论,只是领导讲话布置工作,讲完就散会。很多边远县市从山沟沟里坐车绕着盘山公路几个小时赶过来,虽然一句话不说,但这种现场聆讯的感觉,正是主办方想要的那种“领导重视”。因而此类鸡肋会议也是始终存在。
  除了这种开会,还有来自条线和地方的各种考核、督导、督查、调研,这里面总不免有一些重复性的、低效率的事情,给基层的日常工作造成一些影响。以前人们总是抱怨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,实际上这个话现在要中性地看,基层有的时候之所以要不得不“有对策”、搞变通,也是迫不得已,很多事情不得不同时顶着多个帽子来做,一石多鸟,否则难于应付铺天盖地的各类要求。所以这两年“上面千把锤,下面一颗钉”这句话得到更多的认同,也得到上级的理解。它的基础是我们这样的五级政府格局下,县级及以下是根本,是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”。
  这一点在我们的基本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,毛主席就认识到的。他1956年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就深有感触:“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,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。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,要革命就要下命令。各部不好向省委、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,就同省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,天天给厅局下命令。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,国务院不知道,但都说是中央来的,给地方压力很大。表报之多,闹得泛滥成灾。这种情况,必须纠正。”
  周恩来总理将治理统计报表泛滥上升到反对“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”这样的政治高度。他对此有过形象描述和深刻批评:“指示多,不看;报告多,不批;表报多,不用;会议多,不传;来往多,不谈”。为此,当时国务院要求各部门自上而下清理自查和各地方自下而上揭发“非法”表格,对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开展严肃的批评问责。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统计报表满天飞的不正常现象,清除废止了一批冗余的报表制度,改进了党的工作作风,优化了社会治理。
  几十年的政府改革中,简政放权、清理文山会海一直是主要内容。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关键节点即将到来之际,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成为补齐短板的重中之重。可是近期,各方面渠道所反映的工作流程漏洞和基层干部苦衷,让人们看到了某种文牍主义、形式主义的死灰复燃。
  在大数据时代,以各类统计报表为载体的人为工作量有增无减,岂非咄咄怪事?部分干部为了获得准确信息,将大量工作摊派到农村一线,使原有依托于熟人社会环境的、较为自然的社区治理关系骤然紧张。部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疲于登记造册,部分贫困农户的真实信息得不到反映。以至于一些大学生村官,也陷入于村委会办公室的各类文牍工作的汪洋大海之中,成为应对各类报表的office达人,甚至挤占了下到农户家的时间。难道他们“到西部去、到基层去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”,只能做这些纸面工作吗?形式主义的可怕后果,由此可见一斑。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,真的很有必要。
  我觉得作为基层干部,经常在思想观念、生活学习作风上检视自己,通过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,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净化灵魂、改变思路、更新观念的必要形式。关键是把自己、把本职工作“摆进去”,对照同领域的最好标准来“找差距”、“抓落实”。少签一些除了转移责任之外别无价值又很难落实的责任状,少搞一些拍脑袋、一刀切的运动式治理、泛滥成灾的一票否决和虚头八脑、大而呼隆的考核。严格落实好中央对于为基层减负、治理文山会海的各项文件精神,简化考评体系,相信一些现状是会得到改变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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